明代的宋濂指出“七出”中“惡疾”與“無子”極不合理。

柳宗元專門撰寫《駁復(fù)仇議》，主張有限制的復(fù)仇。

古代中國從整體上否定“七出”“三不去”的很多。

王守仁特別重視禮儀教化的重要性，反對專靠“刑名器數(shù)”。

守仁主張在立法上強調(diào)因時因地制宜，即如“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用舟航”。

儒家重血緣、講親情，維護大家庭和孝道，因而主張別籍異財。

王充等從反面論證了同罪同罰的道理。

簡述王夫之法律思想“趨時更新”的具體表現(xiàn)。

朱熹“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的思想體現(xiàn)在刑罰上為主張恢復(fù)肉刑。

丘濬反對君主與圣人立法設(shè)刑全是“承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