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王船山信守“道隨器變”，“天地之化日新”的理念，自立宗主，大膽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道莫盛于趨時”。
B、魏源說：“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
C、近現代多次社會變革，湘人往往首舉大旗、首開風氣、砥柱中流、引領潮流，就是這種求變趨新湖湘文化的典型體現。
D、章士釗在一篇文章中說：“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心之所能安。勢之順逆，人之毀譽，不遑顧也。”

A、湖湘文化以深刻的思想觀念和理論創(chuàng)見為靈魂、為指引。
B、周敦頤與胡安國、胡宏父子以孔孟倫理道德為核心，吸收佛道兩家的思想養(yǎng)料和思辨方法，與本土文化和新的時代因素相融合，深入探索宇宙本體論、人性論、認識論和知行觀等范疇，闡發(fā)心性義理，創(chuàng)立了理學。
C、新中國成立前后，一大批湘籍革命家、軍事家、教育家、文學藝術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方法，與深厚的國學根底相熔鑄，與生動的社會實踐相結合，使學術文化和經世致用傳統(tǒng)向更新、更高層次發(fā)展，創(chuàng)立并發(fā)表了很多富于遠見卓識的重要思想，以此指導和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
D、毛澤東為尋求救國救民之途，博覽中外經典，躬身調查研究。他在為《湘江評論》所寫的《創(chuàng)刊宣言》中說：“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么是真理。”

A、“文化”總是與特定的地理位置、社會環(huán)境和時代條件相聯(lián)系的。
B、文化的核心內涵是人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所發(fā)現、創(chuàng)造的價值，以及在發(fā)現、創(chuàng)造價值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精神。
C、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在阻山隔水的環(huán)境中，湖湘文化獨辟蹊徑，得到了較充分的發(fā)展。
D、古代湖湘盛行巫風巫術，民間存在泛神祭祀。隨著文化的演進，其中體現農耕社會原始信仰和行為特征的儺文化今天已經消失了。

A、王夫之早年為抗清救亡而顛沛流離，中年以后，隱居治學，潛心著述，留下了一百多種、四百余卷、八百多萬字的著作。他的學問博大精深，廣泛涉及哲學、史學、文學、政治、自然科學等多個方面。
B、王夫之治學的初衷在于希望總結出明王朝滅亡的教訓，繼而進入到全面系統(tǒng)批判總結中國思想文化傳統(tǒng)。他認為要總結教訓，匡正時弊，最主要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宋明以來思想文化界的崇無蹈虛傾向，使被宋明理學玄虛化的形而上之道重新回歸到具體的真實的現實世界中來。由此可見，王夫之思想的最大特點在崇實黜虛。
C、王夫之批判繼承了張載的氣本論的思想，明確提出“道器一體”的宇宙本體論。
D、王夫之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思想，并以此來建構他的人性論思想體系。王夫之認為，人是一種自然存在，人性是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tǒng)一。這一見解，突破了傳
統(tǒng)的片面以人的社會道德屬性或是片面以人的自然物質屬性為人性的觀點。
E、王夫之將人性視為與“習”相結合的建構過程，把人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統(tǒng)一起來。這種統(tǒng)一不會自動發(fā)生，必須依賴于主體的“存誠”功夫。

A、以性為宇宙本體，提出了性本論的理學體系。
B、以形而上與形而下為一體的存在論。
C、堅持“體用合一”、心性之學與經世致用結合、內圣與外王并重的學風。
D、具有偏向佛學，融合佛學的傾向。